裁量的结果除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或者个人隐私的以外，应当允许社会公众查阅。
裁量基准应当向社会公开，公开的具体范围包括：行政处罚的依据、范围、对象、处罚种类和幅度(与违法行为相对应作出具体规定)，以及接受监督的方式、投诉渠道等。如果一条法律规则所要求的事实条件均已出现，那么这时它或者是有效的，或者是无效的。
其本质是试图对自由裁量权在给定幅度内进行‘规则化，为自由裁量权的行使设定明细化的实体性操作标准。第二个方面是幅度范围内的行政自由裁量，指法律规定了某一行政事态处理的上限和下限，行政主体在这个限度范围内选择一个具体的处理方式。就前者而论，指行政主体可以根据自己对行政过程中的事实判断和法律判决作出决定，这个决定的原动力是其主观认知和存在于内心深处的自由意志，既然是自由的就是不受约束的，这个道理我们毋须再做深层讲解。有关传统行政法理论，施瓦茨在《行政法》一书中作了较为详细的描述[11]。这个理论的本质在于，使行政主体在行政法中成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主体，既能够享受相关的权利，又能够履行有关的义务。
这些背景材料如正义、公平、公正等价值大多在道德规则中，而行政法原则诸多就存在于实在法之外，其形态往往高于实在法。关于个人出租车执照，最高法院认为，执照的申请人‘应该理解为具有通过公正的程序接受有关是否发给执照的判定的法权利。清末政治精英与商务精英们共同创设了汉冶萍公司，但由于其晚清帝国近代化先天准备不足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宪政缺失，在西方列强武力与资本裹挟的双重夹击中崩俎。
进入专题： 晚清 宪政 。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痛感凡武备所资，以及民间日用、农家工作之需，无一不取资于铁，开办铁厂可以塞漏、开利源（不论海防、塞防和民生均需铁产），遂有意开办铁厂。汉阳铁厂曾宣称拒收洋股，但在萍矿开办之初，就不得不向德国借了400万马克，向日人借6000万日元。[1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第24卷。
光绪二十一年九月十九日（（1895. 11. 5） 很多人在研究汉冶萍公司从兴建到发展继而衰亡的过程中，轻易便下这样的结论：汉冶萍的夭亡主要源自晚清民初政府体制原因、官僚管理混乱、人才匮乏、经费困难四大原因，更有甚者对晚清洋务官员李鸿章、张之洞、左宗棠等横加指责，认为主办者个人敬业精神不够、玩忽职守、对市场经营作出错误的判断和决策，导致了民族资本市场及近代洋务企业短祚而亡，汉冶萍也不例外。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汉冶萍钢铁煤联合企业，从它的高调催生到黯然出局，其本身亦克服了诸多难以预料的困难，人类近代工业文明的过程本是痛苦的，而像中国这样一个传统的农业国的工业化发展更是要付出或承担更多的痛苦和代价。
兹据奏称：中国制造机器等局不下八九处，历年耗费不赀，一旦用兵，仍须向外洋采赡军火。在市场经营上，毫无自由可言，企业尚无自主经营权，项目研发权，只能依据清廷旨意统驭计划经营。2号高炉投产2年，又因煤焦不足而停产。马鞍山煤矿虽然出煤，但含磺过重，须参用开平焦。
在致李鸿章的信中，他对盛宣怀大加赞誉：方今有才思、有魄力、深通西法商务者，惟津海关盛道为最。诸如官办时期、官督商办时期、官商合办与商办时期股份变更和比例占有是大不一样的。其次，为外国列强武力裹挟资本的入侵与对我民族资本的侵占掠夺。工厂的兴衰对他们来说，就像宇宙中最遥远的恒星距地球那样远。
这种情形，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把现代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硬塞到已被它们突破而且必然被突破的旧的所有制关系的框子里，其结果，只能是反动的，同时又是空想着的。[12]参见：1925年5月16日《新闻报》，第1版。
化铁炉之雄杰，辗轨床之森严，汽声隆隆，锤声丁丁。面对这个沉重的打击，张之洞顿感心力交瘁，便下决心实施其早已拟定的经久之计：将铁厂招商承办。
著名的洋务政论家王韬，曾公开批评洋务运动是末者徒袭其皮毛，本者绝未见其有所整顿。此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是盛宣怀，对他的研究一直是辛亥革命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7] 陈氏认为铁厂包与洋人，与公初意不大符合，而正是民族发展用铁之际，为张之洞，也为清廷王朝甚为中国惜之。当它崛起在满目疮痍的华夏大地上时，国人无不为之振奋：阳夏一厂，冶萍两山，为全国富强命脉所系。三年之后，这座标志着近代中国最具现代化特征的钢铁企业诞生，铁厂竣工投产。随着铁路的兴修，自办煤铁便成为当务之急，开发此等矿山，为不可或缓之图。
由于管理缺失章法规制，加之官方行政化替代技术化而最终导致事故迭出。[10] 遗憾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钢铁价格急剧下降，致使公司产品严重滞销。
不过，盛宣怀仍时时关心铁厂的情况，并酝酿相机接办。汉冶萍公司作为民族工业近代化的标志，在初期的改革上还是成效大显：招附新股1300多万元，部分地解决了资金短缺的问题。
[3]马建忠：《拟设翻译书院议》。从民国十年（1921年）起，汉阳铁厂停止炼钢，三年后，3号、4号高炉停产。
经济史学家一般认为明末清初是中国本土资本主义萌芽或启蒙时期，中国所成立之矿业公司颇多，……然其财力，大半薄弱，不足称霸一方。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没有像其他洋务企业那样，并以那样的悲情模式夭亡。到宣统三年（1911年），以年产量计，汉厂产钢38640吨，萍矿产煤1115614吨，冶矿产矿石4441812吨。至此，张之洞便驰电李鸿章说，包与洋人之议，已作罢论矣。
在这样一种体制下，勉强维持了10余年，但一个国家政治制度和法律许可及经济根源深层的弊端还是未能完全克服。湖北枪炮、炼铁各局厂经营数载，糜币已多，未见明效。
小而言之它是一个公司一个企业的担当，大而言之则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担当。开平一号块焦，每吨正价及杂费水脚，需银十六七两。
民族企业生存的民主科学土壤与社会制度环境氛围不足、法律章制规范不足、人才培养储备不足、本土资本金准备不足，都是曾经的答案，遗憾的是很少有人从社会法律制度规范支持的缺失上寻找根由。{5}以汉冶萍为例，在1915年，仅日本人就从该公司掠走钢铁煤焦价值白银近二百万两。
中国不但不能加重，并且值百抽五之轻税亦豁免，且铁路洋工程司于汉厂之轨种种留难，以达其外购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当时洋务最具影响力的李鸿章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光绪十一年（1885年），贵州巡抚潘开办清溪铁厂，经过5年多的建设，投人试产。南洋各岛暨新旧金山等处，中国富商在彼侨寄者甚众，劝令集股，必多乐从。
上海的《万国商业月报》登载译自德国报端文章说： 铁厂烟囱凸起，插入云霄，屋脊纵横，盖于平野。其目的，就是要瓜分中国市场，更多地攫取原材料和廉价的劳动力。
因此，从它诞生之日起，就站在了走向必然倒闭的起跑线，几乎可以这样认为，汉冶萍公司带着摆脱不掉的近代洋务工业化的烙印，沿着自己生产出来的铁轨，一步步地驶向破产，有如清廷在仿行宪政改良保皇道路上自己设置的路障一样，阻死一条路，另一条却为其徐徐打开。1908年，经清廷农工商部注册，成立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简称汉冶萍公司）。
如公苦衷难可共白，箴虽人微言轻，当力陈之。[16]湖北档案馆馆藏资料：民国四年一月（1915.1）公布的汉冶萍公司董事会之《汉冶萍公司第六届帐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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